冯元仲,字次牧;明代布政使冯叔吉嫡孙。不知元仲生于何年,也不知他年幼扔事迹,只知道他的父亲因嗜酒贪怀而中命呜乎,那一年他才四岁,他的母亲陈氏闻得噩耗,痛不欲生,曾欲要随丈夫同去,但幼儿的哭声震醒了她,作为一个母亲她蓦然醒悟:儿子尚小,不能没人管教。于是,陈氏跪在丈夫的灵柩前,曰:“原儿成长成人,则夫虽死犹生,后继有人矣。
冯家是慈城的望族,自始祖冯叔和在吴越时南迁以后,冯氏的子孙们一直恪守着“以读书求功名”的传家之道,到了明朝,冯家已有“冠冕之家”称谓,元仲的一堂兄被任为尚书,另一堂兄连皇帝都称叫其先生。元仲在这种家学渊源和书香传世的环境长大,果然不负母望,他少为诸生,不仅精通诗文,而且专攻经史。后由检讨汪文传推荐到京应考。如果说被推荐到京城应考,这对不曾求得功名的次牧来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,那么他可能会荣华富贵,然而作为文人的他不因此而得意,当考官出题问平息蝗虫之对策时,他蔑视了一会儿,便历数了抚按、守令、大臣、中贵的一些贿赂、养寇、守令、大臣、中贯的一些贿赂、养寇、干政之弊端,回答;这些皆像蝗虫,国家的危害不是虫而是人。考官十分惊诧他的言语,斥责其“草野狂肆”之后,又以黜授县丞辱之。而此时的冯元仲仿佛也完成自己的使命,拂手而归了。
这就是中国的文人,历史上有多少这样坚守情操、忧国忧民的文人,如屈原、陶渊明、杜甫等,他们皆因厌恶官场污浊和政治,只得远离尘世,用那一管笔墨诉说心中的愤恨。慈城本是个商贾权贵云集的县城,虽然古城素有崇师尚学之风,但自嘉靖乙卯年,倭寇侵扰之后,古城已渐趋侈靡了,面对市俗的繁华,人心的机巧,与城市生活的放荡,元仲腻烦了,厌恨了,他萌生了隐居的念头,于是选择了汤山,开始“晨兴理荒秽,带月荷锄归”,他改名为天益,筑堂采药,以卖草药为生,同时取前人未刻书及米、赵诸家墨迹,雕镂精刻,刻印《天益山志》、《复古堂诗文集》,一时“天益草堂书墨”名传浙东。
“积翠微通径,流云澹满堂”。“淙淙涧底流寒玉,伴逐松声到枕边”。这是古人留下的汤山草堂诗。显然汤山草堂是一个世外桃源,而元仲又是个好客殷勤的主人,于是当时一些墨客骚人来到草堂饮酒谈天,还留下了不少的诗文。就南京尚宝卿的陈鲸也来了,他留下了《汤山草堂》诗有:“览古心怡旷,探元思渺茫”之叹。
据载:汤山草堂边有望烟楼,无仲每天早起就要登上楼向城里眺望,如无炊烟者,他都会施与银米。自古读书人多贫寒,于是汤山草堂常常成了穷秀才们的客栈,有一书生携母在草堂内借住了数年,一年除夕,他实在无颜再居,就悄悄陪着母亲下了山。元仲知道后,连夜追回这对母子,还烧了热气腾腾的腊肉年夜色饭款待。
也许是元仲淡泊名利,也许是元仲乐于助人,当时的古城人敬重他,尊称他为先生。在慈城街头,人们常见一身披箬笠,露胸坦腹的男人,他就是元仲。应该说元仲是个孝子,他成年后,于崇祯十三年为母亲陈氏旌表建坊,如今,残存的贞节坊还高高矗立在金家井巷口,然而他的博爱,竟使家业中落,自己的生活也一天天潦倒,最后是穷得只能取他人出具给他的债据纸来糊缀窗棂。据说,如今在太湖路上的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之一“俞宅”,那些明代建筑原是冯家的,后由次牧冯元仲卖给他人的,为此“次牧公”在冯氏的后裔心目留下了“败家子的臭名。”即使如此,当时,邑人仍崇敬他。一次,一盗贼抢了他的一只草药篮逃走。后听说抢的是冯先生,使急忙赶来,叩头请罪……他故去时,康熙时的探花姜宸英为其撰墓志铭,以后他的事又被载入地方志书得以流传。
在一个秋风瑟瑟的午后,我再次来到慈城,沿着城东的护城河,我寻寻觅觅,寻找着汤山,寻思着草堂,然而已找不到一丝汤山草堂的痕迹了。想想也是,世上有哪一间草房能历经数百年而不腐朽呢?冯元仲到底住在什么样的草房里,也只能令现代人自己想象了。也许它与成都的社甫草堂相似,当然我们寻找草堂,并非为了一间草房,而是在寻找已经逝去了三百多年的那个呜烟吒咤的时代,寻找离我们比较近的、而又像那些中国古文化的天空中最灿烂星星――屈原、杜甫一样闪光的,一个淡泊名利的高贵灵魂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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